奥托纽拉特（奥托拉贝）

19世纪末有哪些伟大的哲学家？

19——20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哲学家一、唯意志主义：1、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2、费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eitzche，1844-1900）二、新康德主义：1、费里德里希.阿尔波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2、维尔何姆.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9-1915）3、海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三、新黑格尔主义：1、弗朗西斯.布拉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2、贝尼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3、布兰德.布兰夏尔德（Brand Blanshard 1892-） 四、实用主义：1、查理.桑德尔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2、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3、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4、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5、克拉伦斯.埃尔文.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1883-1964）6、查理.莫里斯（Charles Morris，1901-） 五、过程哲学: 1、阿尔弗莱德.诺尔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 六、新实在论：1、拉尔夫.巴顿.佩里（Ralph Barton Perry，1976-1957）2、威廉.蒙塔古（Willame Pepperell Montague，1873-1953）3、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3） 七、现象学：1、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2、马克斯.舍勒（Marx Scheler，1874-1928） 八、精神分析学：1、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2、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3、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 九、存在主义：1、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2、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3、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4、阿尔贝特.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5、哥不日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 十、新托马斯主义：1、雅克.马里坦（Jacgues Maritain，1882-1973）2、埃齐厄纳.日尔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 十一、逻辑实证主义：1、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2、鲁道夫.卡尔那普（Rudolf Carnap，1891-1970）3、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4、卡尔.古斯塔夫.亨普尔（Carl Gustav Hempel，1905）4、阿尔弗雷德.朱尔斯.埃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 十二、结构主义：1、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路易.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1918-）3、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4、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826-1984） 十三、语言分析哲学：1、乔治.埃德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3）2、哥特罗布.佛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3、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u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 十四、日常语言哲学：1、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2、约翰.朗肖.奥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1911-1960）3、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逊（Peter Frederick Strawson,1919-）4、约翰.罗杰斯.塞尔（John Rogers Searle 1932-） 十五、普通语义学：1、阿尔弗莱德.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1879-1950）2、斯图加特.切斯（Stuart Chase，1888-） 十六、逻辑哲学：1、阿尔弗莱德.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1902-）2、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3、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4、索尔.克里普克（Saul A Kripke，1940-） 十七、科学哲学：1、卡尔.莱芒德.波普（Karl Raimand Popper，1902-）2、托马斯.萨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 ,1922-）3、伊姆雷.拉卡托斯（Ime Lakatos，1922-1974）4、保尔.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 十八、生命哲学：1、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0）2、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 十九、法兰克福学派：1、迈克斯.霍尔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２、泰欧多．阿多尔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3、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4、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5、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 二十、新自由主义：美国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和诺齐克（Robert Nozick）二十一、后现代主义哲学：1、美国哲学家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2、法国哲学家密西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教育学家：1、瑞士民主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2、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3、德国另一位教育家福禄倍尔（Friedrich Froebel，1782-1852）4、英国社会学家、教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5、德国教育学家、哲学家洪堡（1767-183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7、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1790-1866）8、美国教育学家霍瑞斯曼（1796-1859）9、俄国教育家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乌申斯基（1824—1871）10、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教育学家11、日本明治时启蒙思想家、教育学家福泽谕吉（1835-1901）12、帕克（1839-1902）美国教育学家，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倡导人13、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杜威（1859-1952）14、美国教育家、教育史学家孟禄（1869-1947）15、意大利著名儿童教育学家蒙台梭利（1870-1952）16、行为主义教育学家华生（J.B.Watson）17、苏联教育革新家安东·谢妙诺维奇·马卡连柯(АнтонСемёновичМакаренко,1888—1939) 18、凯洛夫（1893-1978）苏联著名教育家 19、改造主义教育思潮5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布拉美尔德（Thedove Brameld，1904-） 20、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ald Maslow,1908-1970）自我实现的教育思想 21、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学家罗杰斯（Carl.R.Rogers，1902-1987）非指导教学思想 22、保尔.朗格朗（Paul Lengrand，1910-），法国当代著名的成人教育家，终身教育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奠基者 23、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享誉世界的苏联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24、凯勒（Fred S. Keller）“个别化教育系统”——PSI 心理学家：1、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2、 皮亚杰（J.Piaget，1896-1980） 3、 桑代克(EdwardLeeThorndike,1874—1949)是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4、 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托尔曼（E.C.Tolman,1886-1959） 5、 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F.Skiner，1904-）操作主义程序教学理论 6、 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B.S.Bloom,1913-）掌握学习理论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班杜拉（A.Bandura,1925-?）的社会学习理论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没有什么有名作家关于哲学的言论

叔本华 存在主义 荣格 性格哲学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尼采 超人哲学 其实哲学家本身也是作家，因为他们有著作问世。

哲学现象派和分析派的代表人物

下面提到的都是代表人物：

现象学：

1.德国现象学：

胡塞尔、舍勒、希尔德布兰特、慕尼黑学派

胡塞尔到弗赖堡任教以后，身边又聚集了一批新的学生，其中有用现象学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问题的贝克尔、研究本体论与美学问题的波兰籍学生因加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分子残杀于集中营的犹太女学生施泰恩、创建了现象学的存在论海德格尔、以及胡塞尔最重要的科研助手芬克、兰德格里伯。

与此同时，马堡大学的学生伽达默尔则发展了现象学解释学。

在梅茵茨，冯克吸收现象学方法，建立了新的先验哲学。

2.法国现象学：

通过该地区首府斯特垃堡大学基督教神学系教授赫林的宣传，现象学才开始在法国“发迹”。

另外一些曾从学于胡塞尔、后定居法国的外国移民，也为现象学的影响在法国的扩大做了不少工作，如利维纳斯、考伊雷、库夫叶和居尔维茨等。

居尔维茨在1928－1930年开课介绍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的思想。

1930年来自立陶宛的莱维纳斯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觉理论》。

马塞尔和梅罗－庞蒂和莱维纳斯都听了胡塞尔的演讲。

1931年莱维纳斯同普弗艾夫尔合作将胡塞尔的后期著作《笛卡尔的沉思》译成法文发表。

1933－34年间萨特作为奖学金生在柏林学习。

他专心研究了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等人的重要著作。

梅罗－庞蒂是法国的另一位现象学大师，他是通过居尔维茨、莱维纳斯和居尔威池等一系列早期现象学学者的著作结识了现象学。

二次大战以后，法国的现象学一直在发表中。

此间积极从事现象学工作的主要代表是莱维纳斯和利科。

保罗利科是当今法国最重要的现象学家。

利科属于第二代法国现象学家。

近现代的就不论了

分析哲学（流派太多就简单列举一下了）：

1.早期创始：

戈特洛布·弗雷格

贝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乔治·爱德华·摩尔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

2.逻辑实证主义：

莫里茨·石里克（维也纳学派）

奥托·纽拉特

维克托·克拉夫特

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

3.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

鲁道夫·卡尔纳普

4.物理主义

汉斯·赖欣巴赫

赫伯特·费格尔

卡尔·古斯塔夫·亨普尔

5.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

克拉伦斯·艾尔文·刘易斯

珀西·威廉斯·布里奇曼

查尔斯·威廉·莫里斯

阿尔弗雷德·哈布丹克·斯卡贝克·柯日布斯基

6. 逻辑实用主义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

内尔逊·古德曼

欧内斯特·内格尔

7.日常语言学派

约翰·特伦斯·迪芬·威斯顿

吉尔伯特·赖尔

约翰·兰肖·奥斯汀

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

8.日常语言学派在美国

罗德里克·齐硕姆

约翰·塞尔

9.历史社会学派

卡尔·莱蒙德·波普尔

托马斯·萨谬耳·库恩

10.科学实在论

威尔弗利德·塞拉斯

希拉里·普特南

11.语言哲学中的新发展

唐纳德·赫伯特·戴维森

阿夫兰·诺姆·乔姆斯基

索尔·克里普克

里查德·麦凯·罗蒂

MAKING THE SOCIAL WORLD怎么样

这是一则书评 [英]杰弗里61霍索恩 著 王立秋 试译 约翰61塞尔：《制造社会的世界：人类文明的结构》(Making the Social Worl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sation) Oxford, 208pp, 0514.99, Janurary 2010, ISBN 9780199576913 如今，听到哲学家说“我们想要一种对我们知识的统一描述”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听到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到这种描述”就更加让人惊奇了；确实，从一位语言哲学家那里听到这样的话非常让人惊奇。但也不总是这样。约摸一百年前，就曾有过细致考察句子结构以及弗雷格在句子的意义与指涉之间作出的区分（也就是说，再说马克61吐温写了《哈克贝利61芬》与说萨缪尔61兰亨61克莱门——克莱门是吐温的真名——写了这本书之间的差异，在这里意义，认知的意指不同，但指涉是相同的）；也曾有过把根据定义为真的句子和那些非真的句子分离，并从那些非真的的伟大意志。这就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为此，在1929年的时候，奥托61纽拉特(Otto Neurath)还写过一份宣言。纽拉特说服自己的同事（以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所有实证地已知的东西汇入一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统一，将由元-理论命题的纯粹语言来提供。（这套百科全书中的二十本专著于1938年制1969年间陆续出现但在这项计划最终失败之前只有基本的两卷得到了出版。） 然而，维也纳学派的激进主义，只走完了后来在二十世纪哲学中被称作语言学转向的路途的一半。在写作宣言的那两年间，纽拉特本人就曾宣告，再现在世的事物并为经验所验证的陈述的观念不能接受地是形而上学的：“现实”只在于真的句子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语言本身，以及它所有的形而上学的包袱，是可疑的，而纽拉特，追随数学物理的模型，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在他称之为维也纳图形统计法的方法中提出命题的方式，这种方法，后来被他的妻子玛丽重新设计为国际文字图像教育系统。（在奥托于1945年去世之后她继续在牛津工作直到1986年于伦敦去世；它的工作现已归档可读。） 纽拉特更为持续的关于一种我们任何可信方式使之于世界联系起来的语言的整体概念为美国的奎因和晚期维特根斯坦所继承。这两个人看到一个跳动的东西，奎因如此想象。一个人惊呼“兔子”，另一个人则说这是“gavagai”，而第一个人不可能知道“gavagai”意谓的是“兔子”还是某种类似于“不可分离的兔子的部分”或“兔子性的时间性的切片”那样的东西。（奎因还对依定义为真的句子和依定义非真的句子之间的区分提出了一种有力的反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维也纳学派的正典文本之一。但据说甚至在那时，维特根斯坦也坚持在他们的会晤中不断地引用是个，他还完全转向了这样的声称或者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即我们就是我们的语言，尽管他和奎因，都没有遵从纽拉特及其激进友人的道路，后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强调这样的思想，即一种稳固，清楚，共享的语言将展示通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尽管每个人都采取了一种整体的语言观，二者却也都没有表露出任何对统一地描述世界的兴趣。 然而，所有这些哲学家，却有确确实实地假设，语言的要点，是描述世界，无论要知道我们正在干的事情是什么有多苦难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胡塞尔在现象学中也是这么做的，尽管他是从一个不同的方向来切入的。胡塞尔专注于意识，在他看来，意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在世物体的意向和指向。我们可以以许多方式，在希望、断言、命令、许诺等行动以及在描述和指涉中实践我们的意识，但胡塞尔认为所有这些实践都是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的客体化的行动。在他看来，我关于你将读完这篇文章的断言就是说“你读完这篇文章这件事是我的断言”。这可能让你陷入这样的思考，即你可以不那么做，而且之所以不那么做是因为你不喜欢被断言。这种重新表达，你会正确地认为，它错失了要点。我不仅仅是在对我自己说什么。我也在对你说。断言是一种社会行动。但现在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东西在过去德国的现象学圈子中并不是这样的，而且在阿道夫61莱纳赫(Adolf Reinach)于1913年指出这点的时候，他引起了一场轰动。甚至胡塞尔，不以聆听别人而著称的胡塞尔，也对此印象深刻。但莱纳赫在1917年的弗兰德斯行动中不幸遇害，只活了34岁，尽管他的思想在一战后在慕尼黑得到了复兴——在那里，他的思考被描述为“语言行动”研究——直到二战后，它才在牛津得到了J.L.奥斯汀的发展。 在他描述为主要是“饶舌”的1956年应亚里士多德学会之邀作的主席报告中，奥斯汀说对他自己的关于语言行动的“语言现象学”来说，他需要的只是一本字典，用以界分法则，特别是侵权的区分，在那里这种现象学将可能阐明“日常生活的语言”，以及一些心理状态。“凭借这些资源，并在想象的帮助下，我们想不达致大量表达的意义，实现对大量“行动”的理解和分类都很难了”。但在演说的最末处他对“真实的意义……会不会契合于某个单一、连锁的概念图示”发起了质疑，“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假设，而且，一切历史的或然率都反对这点，特别是就一种源自如我们这般多样的文明的语言而言。”不管怎么说，他在别处说道，如果一种普遍的哲学要从他正在从事的工作中出现的话，那么，它可能会（人们）对事实和价值的长久的迷恋以及真假的观念本身造成“巨大的混乱”。但1960年仅48岁的奥斯汀就去世了，他本人并没有触及这种哲学。 约翰61塞尔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剑桥在奥斯汀的指导下学习，继而去了伯克利，后来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他在1969年的时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语言行动》并成为奥斯汀优秀的继承人，他当然没有困扰于关于事实的陈述与关于价值的陈述之间的区分；在这本书——他关于哲学主题的第十三部著作——末尾据称是关于政治的章节中这点是很清楚的。他坚定地站在常识一边。“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永远不能真正地在真实的世界中事物是什么样的”，他在大约十年前出版的一本对话录中说道，“或者意识并不存在，抑或我们实际上不能彼此交流，抑或你不能在说“兔子”的时候意谓“兔子”，我知道那是错的。”他还把注意力放到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之上。但他总是着眼于一个宏大的理论，坚持一切对我们对言语做的一切的描述都必须符合这样一个事实，即质子(particles)和分子(molecules)是现实的材料。他声称，在他关于意向，心灵和理性上所写的东西中，他已经满足了这个“基本的要求”，而现在，在他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他所谓的他的“社会哲学”中的时候，他依然满足这个要求。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迪尔凯姆，韦伯，西美尔，哈贝马斯，布迪厄和福柯都被一句带过，洛克则只在一个脚注中出现。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说语言的动物，并因此而“追求一种对社会，社会事实，理型，政治义务，社会契约，交往行动，有效性宣称，话语构成，惯习，生物-权力和所有其他的一切。”他们中没有一个停下来问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塞尔这么做了，而且在语言发生之前的点上，在为前语言的原始人类所居住的那种自然状态中开始了他的探究。他们是愚昧无知的。他们有信念，欲望和意向，并表达自己。他们用塞尔淘气地描述为一捆亚里士多德式的和康德式的范畴的东西来度日：空间，时间，个体化，客体，因果，行为者。这时用的还不是概念，或者说句子。这些（概念和句子）只有在咕哝和姿势成为语言的时候才会出现。然而，我们作为这些原始人的后代在说话的时候具有的五种意向中的四种（塞尔相信之存在五种意向）——再现事物，导向他者，自我承诺以及表达我们的情感——在前语言的意识中都有其类似的对应物。只有第五种意向——宣告某事物情况属实——没有。这就是区分语言使用者的那种东西，而塞尔的论述则打开了这种区分，在社会问题中，语言不仅反映实存之物：它还能使事物如是实存。 他承认，这不是某种新的观念。相反，就像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做的那样，他指出，最早以言行事的原始人，宣告“这是财产”或“丈夫”，“国王”或无论什么并发现别人相信了他，这就开启了点什么。塞尔的论点在于，卢梭，和所有其他哲学家一样，并不欣赏他自己说的那些东西。名字（凭借）本身并不足以创造制度。要创生制度，就需要塞尔称之为“地位功能宣告/状态函数声明(status function declaration)”的那种东西：某人或某事物被宣告具备某种地位/身份/状态，凭借此地位/身份/状态，他，她，其他人，或它承诺行使一种或多种功能。你正在阅读的是一篇写在一张纸上的评论。这个陈述的第二个部分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一张纸，就已经落入奥斯汀恰当地描绘为中型干货(medium-sized dry goods)的那个类别：它独立于如是说的任何人而存在，而如果前语言的人有纸的话，那么它的客体性和个体性对他们来说就是明显的，在空间和时间中，即便他们不能给它命名。评论就不会如此存在，也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显见。但如果你赞同我关于你正在阅读的东西是什么的观点的话，那么你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特定空间的特定写作可以算作评论而不是比如说书信，或短篇小说。如果关于这种东西没有现在的感觉的话（尽管至少在这个国家评论作品的实践至少可以追溯到时期世纪四十年代，而收录评论的出版物的存在则可追溯到约1700年），我还是可以试着通过断言评论确实存在，而你眼前的就是评论的一个实例，来（通过语言而）使之存在。用塞尔的表达方式来说，我会宣称X（你现在正在阅读的那种东西）在C（某组被接受的环境）中就算是Y（评论）。 当然，这并没有说出评论是什么（评论之所是）。对此，如果观念很新的话，我将不得不说出它的功能是什么并讲清楚它遵循的常规是什么。就评论而言，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正如塞尔说的那样，在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我们可能具备某种“集体的意向”。也许，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说得通，尽管“集体意向”的观念可能使人不安。但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更偶然的实践么：比如说，关于书信，或情事，宴会，舞蹈或在公园里一起散步？塞尔认为不是这样的。对于这些实践中的一些，我们确实有行动性的动词，但当我们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会给你写信”暗示着一封信，“让我们跳舞吧”意味着误导，“我们到公园散步吧”则意味着某种文雅的逛荡。对于其他实践，我们则没有这样的词来形容。“让我们举行宴会吧”也许还可以但“让我们爱吧”就可能是奇怪的了。它们不属于塞尔认为是“人类文明之结构”的那种东西。那种结构需要稳固的法则。我当然可以宣称X（你要做的事情）在C（具体是什么？）环境中可以算作是Y（情事）。你知道对这类发生的事情来说并不存在法则。但对不那么偶然的实践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我们相信确实存在一定的法则。以国家为例。如果有人宣称X（弗兰德斯）在环境C（比利时不算一个国家，而荷兰不想要弗兰德斯，它的居民想要，而其他人让步了）下可以算作Y（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在X特定而C清楚的情况下，Y术语就承认弗兰德斯可像国家一样统治。在这方面，宣称对塞尔来说就类似于许诺/委任(commissives)。宣称某物是一个国家在这个角度来看也就类似于那些行动性的行动，像许诺，这些行动具有约束力。评论是许多居于二者之间的实践之一。它有其常规，但却没有稳固的法则。但说“我评论”也就意味着我承诺去实践评论，无论这承诺可能有多含糊，就像承认弗兰德斯是一个国家也就是承认给它更多确定的统治事业那样。承诺内在于宣告行动（宣称的行动），而且承诺，在塞尔看来，就是义务。身份功能宣告产生义务的力量，这些构成性的制度，而文明的奇迹也就在于这些制度。 这种特别的奇迹，在塞尔看来，是哲学的。制度是为语言行动所创造的，但它却变成了“非-语言的事实”。某时某地的某人把一种地位和功能归给“评论”并因此而授予它超越宣称这页或任何一页书面作品是一篇评论的语义的权力和义务。而且在超越语义的同时，这些权力和义务从定义来看就不是语言的。评论就其创造及其实质，就哲学家所谓的它的本体（论）来说是主观的，但在认识论方面，就关于其实存可以作出的声称来说，它又是客观的。词已经成为我们可以对之作出真实的或虚假的陈述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而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东西回溯到那些差不多过度地宣称其如此的人并进一步往后追溯的话，塞尔预期我们会发现，就像他喜欢说的那样，它就会在那些我们生物学的无理性的事实中“降到最低点(bottoms out)”，而这些无理性的事实，则给了我们在语言上进行创造的能力。 这不是说塞尔介入了某种演化的人类学。他的“自然状态”只是一种用来思考的人为的建构。但他说他确实喜欢把哲学中的问题当作工程学中的问题来看待，而在这点上，在他的论证中，人们不可能会想知道他是不是还不是太成功。在私人生活的暮光世界之外，他看起来使我们成为了我们自身意向的受害者：它的义务-导向的制度文明暗示着一个巨大的鼠标滚轮(mouse-wheel)。然而我们却意识到自由。他乐于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尽管他会偏好于教我们不要继续谈论“意志自由”，后者是一个，他说，在哲学中历史太过于“肮脏”以至于再不可被接受的观念。他建议，我们应该转而思考引起我们行动的东西和我们实际上做的事情之间的“间隙”。这并不像对一种制度的承诺说不，跳下滑轮的能力那么简单。它是这样的一种空间，在其中，我们实践我们的有理性，而与给我们以我们需要的——如果我们要变得“有理性”的话——“独立于欲望”的理性的制度一起出现的，正是承诺和义务。（“独立于欲望”，与像休谟和伯纳德61威廉斯那样主张外部的行动的理由只有在它们契合某种预先存在的欲望，某种内部的“动机设定/集合”时才是有效的的人相反。）制度需要有理性而有理性则需要制度。没有制度和它们给我们的行动之理性，没有像国家和银行和学校和关于文学讨论的杂志以及所有它们多种多样的要求，我们将完全受秉好的支配，在暮光中寻欢作乐，无知于文明生活提供的优势和愉悦。 塞尔对语言如何建构制度的描述当然是精致的。我们宣称某物对这样或那样的“功能”负责并通过授予那些涉入其中的人以权利，义务，要求，权威化等来卸掉其负担。经常，在为保护濒危的蜘蛛而形成一个新公司，比如说，或者一个新社会的时候，那“某物”本身就是我们创造的某物。一种制度性的目的或功能，一种一开始“独立”的Y项，正如他会说的那样，将导致某人通过语言而使某个X开始存在。这里重要的是就对蜘蛛的指涉而言的以及就对保护社会的指涉而言的“满足条件”之间的差异。句子“我们保护蜘蛛”这个句子的意义为这个句子本身所满足。包含“保护社会”（但不是它保护的那种东西）的句子的意义则不这样。社会将不得不已然再现于创造它的宣告之中。而且，在如此被创造之后，它也就携带了种种权利及义务等等，其中的一些将是它自己的，其中的一些将来自于他者（在这里的案例中将来自关于慈善的法律）。这就是塞尔解决主观的创造何以可能许可关于它创造的东西的非-语言的、客观的事实的主张之谜的解决方式。而尽管他并不是特别关注于此，他也能对新制度从旧制度中源生的方式——最显见地，通过分裂——作出描述。但谁的宣称变得权威，以及，为什么？谁或什么在管辖在独立于欲望的行动之理由以及实际的行动之间的间隙中发生的事件？权力呢？ 塞尔消除了这些问题。有人建议某种我们借以使某事得以实现的制度。我们可能接受这个建议也可能不接受。如果我们接受的话，那么我们也就集体地接受了在这么做的同时产生的权威化、权利和义务的权力。权力也遍及他相当不给力地称之为“背景”的那种东西，它本身就是我们之中很少有人听到的那种宣称的产物，这些宣传告诉我们何时何地我们可以脱下衣服（或穿着衣服），或笑，或对着月亮大喊大叫。政治，塞尔暗示，统御着制度的创造并依赖于“背景”。国家及其装置是某种身份功能宣告的结果，通过这一宣告，特定的公共权力得以享有超乎于其他公共权力至上的权威。至少在美国和西欧，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存在某种“对歧见的宽容的背景预设”，因此那些为公职——他们也正是从这个地方行使这些权力——而竞争的人不能偏离中道太远；毕竟，他发现，选举的结构看起来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差异。他看起来相信，一切公共的功能和制度的义务，都是兼容的，或者说，在它们不兼容的地方，则是非物质的。（人们会忍不住反驳，就像当奥斯汀告诉他的纽约听众无疑双重肯定绝不可能意味否定（正正不能得负）：“是，是。”时西德尼61摩根贝沙[Sidney Morgenbesser]做的那样。） 塞尔冒险使“集体意向”承担在古老的、非政治的、非语言的社会学中“普遍价值”过去曾被要求去做的那些工作。在本书中一篇关于价值的论文中——特别是，论人权，X在为人的环境下可算作一种权利的宣称——他也表达出类似的尖刻。权利既不是为他的核心论述，即合理的语言行动者必须具有言语的自由所给予，也不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不是每个人享有对一切生活之善的积极的权利）或一种品味的坦率的表达（他可能会有能力主张一种反对那些使生活变得如此嘈杂的人的沉默的权利）。 然而“政治”的概念，他承认，显然，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族类相似的概念”。在我们关于政治而想到的一切中有重叠的相似性，但却不存在完全界定它们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的集合。而人们可以问对剩下的大部分社会生活，包括其制度来说情况是不是与实际不相符合。要接受这点并不难，即塞尔语言地创造的非语言的事实借助我们可能看作是一种或多或少是假设性的宣告而开始存在。在这样一种事实存在为某种构成/宪法所标记的地方，这一事实将是不可反转且义不容辞的，除非宪法本身就说了相反的话。但正如莱纳赫于1913年评论的那样，我们的实践很少为宪法/构造所构成。甚至在它们为宪法所标记的地方，宪法禁止的东西也给出了和义务同等程度的许可。而如果一部宪法应当尝试完全的话，那么，其条款就不得不是普遍的。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的法则，常规和默示的行为方式都会向持续的阐释，争论和修正开放。人们会要求律师把事物约束限定下来。更有野心、更有想象力的人则会要求重塑我们做的事情。人们也会一直作出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认知的改变。以后还会有持续的斗争和模糊，以及，惊奇。然而彻底的革命的这一面，绝大多数制度和不那么正式的语言地创造的非语言的社会生活之事实将继续存在，而这些制度和社会事实的展示将具备一种与那些先前存在现已不再的制度和事实的族类相似。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和塞尔一起承认，如果我们要谨慎地说的话，那么这些事实中没有一个是显然违背这个更进一步的事实的，即说到底，我们是质子和分子。我们需要的唯一一个非自然的实体，如果它是唯一一个的话，是信仰，而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它们何以不是。 [注]译自Geoffrey Hawthorn, “This is a book review”,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2, 20 January 2011, pp. 25-26。原文链接： 或。

荷兰的伊索体系运动是什么？

伊索体系

是国际图形教育系统的简称。伊索体系在设计史上也称作图形传达系统。由维也纳哲学家兼社会科学家奥托▪纽拉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发展起来。这个系统使用简化的图像向普通大众传达社会和经济信息，并且已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学、书本、海报及教学的研究资料中。

纽拉特期待能为教育建立一个全球化的标准，并通过一种有规律的、通用可读的视觉语言来整合人文科学。他的理念在二战之后，通过国际上许多平面设计师得到了发扬；伊索体系所传承的宝贵遗产不仅包括对统计数及表格的设计，同时还使视觉标志系列被各行业普遍采用，涵盖了从旅游标识到公司识别标识的方方面面。

伊索体系表达了一种持续启发众多平面设计教育和实践的语言理论。通过纽拉特的研究，这种理论作为一种逻辑实证主义得到了正式而清晰的表述，并在伊索体系中得到了实践性的表达。纽拉特相信语言是所有知识的媒体：经验的事实只有通过符号才能被人们所认知。但是，他却将口头的语言看作是一种破坏知识的媒介，因为他坚信语言的结构和词汇在物质世界中没有成功地形成一种对象和关系相一致的逻辑模式。纽约特认为视觉是语言和自然之间一种弥补性的连接，因此，图像化的符号能够在符号化、普通语言和直接经验的体验之间架起一座共同的桥梁。纽拉特的视觉通用性理论描绘出了那些先锋派艺术和二战之后设计科学中许多成员的一种普遍态度。处于对一种及科学又具有自主性的视觉语言的寻求，导致设计师只强调图像形式层面的内容，以致将抽象视觉图案制作看成一种独立传播系统。例如，许多设计论家试图将“视觉语言”定义为在文化或者口语环境下独立运作的一套形式对照物。这种形式的强调往往将视觉体验看成处于文化和历史所决定的意义系统之外，而将视觉传播从口头传播中分离出来。

定义:

第一部分讨论的字体设计是这个设计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另外一个方面的实验和努力则集中在以图形、而不是利用文字达到视觉传 达的目的,这个运动的组成部分被称为“伊索体系运动”

怎么理解每种哲学都有来自它所处时代的印记，举个例子？

物理学需要哲学，哲学需要物理学

文章选自：

《科学文化评论》2019年第2期，第107-119页。

“反对哲学”是一位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基本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奠基人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写的书中有一章的题目。温伯格雄辩地论证，哲学对物理学的损害多于帮助——尽管它有时可能提供好的见解，但它通常是物理学家自身不得不摆脱掉的紧身衣。更激进的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写下了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哲学已死”。他的理由是：过去往往由哲学家探讨的大问题现在都由物理学家接手了。类似的看法在科学家中广为流传，而且科学家们也毫不掩饰。美国科普界一位著名人物内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用相同的风格公开宣称：“……我们了解膨胀的宇宙，……我们了解量子物理，……这每一项都远超整个哲学家群体坐在座椅里所能推导的范围，……（他们）本质上已经过时了。”

我不同意这些意见。在本文中我给出一些反驳的论证，我会论证哲学在科学的发展中始终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而且，大概将继续如此。

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论战。关于这个，古典时期的雅典上演过有趣的一幕。那时，这个城市里正处在黄金岁月的青年们在著名的学校里受教育。其中有两所学校格外突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学校和柏拉图建立的学园（Academy ）。两者间的竞争是白热化的，就像剑桥和牛津之间的竞争，但不仅仅是质量上的竞争：两个学派之间的教育方法迥异。伊索克拉底提供高水平的实践教育，教给雅典的年轻人当政治家、律师、法官、建筑师等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另一边，学园则着重于讨论关于基础的一般问题：什么是正义？什么应该是最好的法律？什么是美？物质由什么构成？柏拉图给这种发问的方式起了一个不错的名字：哲学。

两大学派的分歧根深蒂固。伊索克拉底对柏拉图的获取教育和知识的方法，批评得很直接：

那些做哲学的人，那些裁决着证明和论证的人……习惯于质询，但对他们的实践职责却从不做出贡献……即使他们恰好有能力掌控某事，他们也自动把它搞坏，而那些没有任何（哲学）论辩的知识的人，如果受到了（具体科学的）中训练并拥有正确的观点，实际上全都做得更出色。所以对于科学，哲学是毫无用处的。

这明显类似于那些认为哲学在科学中没有任何作用的当代科学家们的观点。

碰巧，柏拉图学园里有一位优秀的年轻学生写了一篇短文，回应伊索克拉底的批评。这就是古代著名的文章——《劝勉篇》（ Protrepticus ）。它只有一部分留存了下来，而且我们只能通过对后人的大量引用进行重构，来了解这篇文章。由多格·哈钦森（Doug Hutchinson）和蒙特·兰索姆·琼森（Monte Ransome Jonson）领导的一批古典学者最近完成了一次对它的新的重构，现已可以在线阅览。《劝勉篇》大概是以给两种相反立场辩护的两人间的对话这种形式写成的。文本的现存部分，已足以让人理解这位年轻学生为给哲学辩护而回应伊索克拉底时所提出的主要论证。

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创作完这个小册子之后离开了雅典，但最终又回来开了他自己的学园，且事业有成。他的名字正是亚里士多德。

科学和哲学2000年的发展不仅证明了——更有可能的是——还加强了亚里士多德为反对伊索克拉底指控哲学无用而替哲学做的辩护。他的论证现在看来仍相当中肯，我从中受到了启发，以在此回应当前这些认为哲学对物理学无用的断言。

贰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论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

一般性的理论能够支持、且往往有助于实践的进步。

我将这件事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以往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相关性；第二，哲学在今天是否就与科学无关了。我们先谈第一点。

时至今日，2000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哲学和科学都得到显著的发展，哲学对科学的影响的历史证据数不胜数。

以下是从天文学和物理学中举出的一些表明这种影响的例子。我将只提几个例子。在古代天文学中，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地球是圆的，以及它的大小，还有太阳和月球的大小，地球到日、月的距离，行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和现代天文学与现代物理学得以萌生的一些基础；而这种古代天文学正是哲学的直接产物。引发了这些进展的核心问题都是在学园（ Academy ）和吕克昂（ Lyceum ）中提出来的，并且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理论而非实践的关切。尽管很多个世纪之后，伽利略和牛顿从先前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世界观——向前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他们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前得到的成果。伽利略和牛顿扩展了之前的知识，对其进行重新解释、重新构造，并且在其上构筑新的东西。尤其是伽利略的思考，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会显得不可理喻。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伽利略对柏拉图思想的追溯，即对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理想数学秩序的追寻，其工作也是不可理喻的。伽利略受一种狂热的柏拉图主义的指引。牛顿在其著作中，也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许多想法对古代哲学、尤其是德谟克里特的借鉴，例如空无一物的空间、原子论、自然直线运动等概念，这些最初都源自哲学上的动机。此外，他关于时间、空间本质的重要探讨正是建立在他与笛卡尔之间的讨论和辩驳。

不过，哲学对物理学的直接影响决不只限于近代物理刚诞生的时期。在每一步重要进展中，都能看出来这种影响。例如20世纪：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进展就受着哲学的强烈影响。如果没有了关于时间的哲学，它们就会不可理喻。量子力学萌发于海森伯（Heisenberg）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根植于他察觉到的当时他所处的强烈的实证主义哲学氛围：只限于对那些可观测的事物，人们才能获得知识。海森伯1925年的奠基性论文明确谈到这一点：

本工作的目标是仅仅基于原则上可观测的量之间的关系来为一种量子力学的理论奠定基础。

同样，明显是一种哲学上的态度，引导了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把范围限制在可观测事物上，我们就认识到同时性这个概念是有误导的。爱因斯坦明确承认了他对马赫和庞加菜的哲学著作的借鉴。没有这些思想的输入，他的狭义相对论也将是不可理喻的。尽管不是来自同一种影响，但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受的哲学影响甚至更强烈。他再一次明确承认了他对哲学的借鉴，这次是来自莱布尼茨、贝克莱和马赫的批判性思考。爱因斯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复杂：比如他承认对他来说，叔本华曾有过令他信服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物理学中就反映得不大明显，但是叔本华关于时间和表象的观念，可能不难从爱因斯坦导向了广义相对论的想法中辨认出来；这种影响也被人们研究过。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年轻时，居然有着如此明显的对哲学的关注——他在15岁时就阅读康德的三大《批判》——这真的是个巧合吗？

为何有这些影响？因为 哲学可以提供产生新的想法、新颖的视角、和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哲学家拥有物理学所需的工具和技能，但在训练和培养物理学家时这些东西却缺失掉了：概念的分析，对含糊性的关注，表达上的精确性，在标准的论证中找出缺漏的能力，创造出全新的视角，发现概念上的薄弱环节，找出备选的其它概念性解释。对此没人比爱因斯坦自己讲得更好了：

关于历史和哲学背景的知识给了我们得以摆脱同一代大部分科学家所陷入的偏见的那种独立性。这种由哲学洞见带来独立性——依我的观点——是把单纯的手艺人或专家与真正在追寻真理的人区别开的标志。

有时，还有讲得更强硬的说法：“如果没有首先得到哲学的准许，科学家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因而，如果去读最伟大的科学家们说过的、关于哲学的用处的言论，比如海森伯、薛定谔、玻尔、爱因斯坦，我们会发现他们表达的意见完全跟霍金、温伯格相反。

叁

下面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论证：

那些否认哲学的功用的人，所做的亦是哲学。

这决不是乍一看起来那么无聊。让我们来审视一下温伯格和霍金写下了什么。他们二人都获得过重大的科学成果。比如温伯格，找到了描述基本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正确的对称群，而霍金则发现了黑洞是热的，并且计算了它们的温度。在做这样的事情时，他们在搞科学。在写下“哲学对物理学没有用”或“哲学已死”之类的东西时，他们不是在搞物理。那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反思什么是发展科学的最好方式。

这里的问题就是科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中一个中心关切当然是仔细追问：做科学是怎么做的，以及有可能怎么做就会更有效。优秀的科学家会反思他们自己的方法论，而且温伯格和霍金也的确这么做了，这很好。但又怎样呢？

他们表达了有关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明确的（certain）观念。这就是关于科学一贯如何运作以及应当如何运作的永恒的真理？这就是对我们现有的科学的最佳理解？

都不是。追溯这种观念的来源其实并不难。它源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而逻辑实证主义后来又被波普尔和库恩所修正。当下理论物理学中占主流的方法论意识形态，就是从他们二人的可证伪性和科学革命这两个概念而来，二者在理论物理学家中十分流行；它们常被提及，并被普遍用于指导研究方向和评估研究工作。

因此在断言哲学无用时，温伯格、霍金和其他“反哲学”的科学家们实际上正是在向某些科学哲学家们（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致敬，他们或是曾阅读过其作品、或是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吸取过其观念。这种印记是不可能出错的。当他们把哲学视作一堆伪命题——伪命题是指，组成这种命题的字词没有真实的含义（proper meaning）一堆被反复地像内尔·德·格拉瑟·泰森那样嘲讽的东西，这些批评都不难追溯至维也纳学派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在这些反对哲学的诅咒背后，人们几乎能听到维也纳学派的口号：“不要形而上学！”

于是，当温伯格和霍金声称哲学无用时，他们其实是在表达他们对一种特定的科学哲学的支持。原则上，这倒没有什么错；但问题是，它并非一种很好的科学哲学。

一边是牛顿、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达尔文、拉瓦锡和如此众多的大科学家们，他们以（跟上述立场）极为不同的方法论观点进行工作，做出了非常棒的科学工作。另一方面，自卡尔纳普、波普尔、库恩以来，科学哲学一直在发展，并认识到科学得以有效开展的方式远比这几个思想家的分析中所描绘的那样更为丰富和微妙。 温伯格和霍金的错误在于把某种特定的、受限于历史条件的、对科学的有限的理解，当作好像是科学自身永恒的逻辑似的。他们的立场的弱点在于没能认识到其脆弱的历史偶然性。他们把科学当作具有一种明确的、不容争议的方法论的学科，好似从培根到探测出引力波以来一直丝毫未变，或者好似我们在做科学时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去做都是完全显然的。

实际情况与此大为不同。科学在不断重新思考着对自身和对其成就、方法、工具的理解。这种灵活性对于它的成功十分重要。让我们考虑一些物理学和天文学中的例子。在希帕克斯和托勒密异常成功的预测性理论的启发下，天文学的真正目标就是找到轮子的恰当组合，来描述围绕地球旋转着的天体的运动。但与预期相反，事实表明地球它自己也是这些天体中的一个。而且尤其在哥白尼之后，真正目标变成找到运动天球（moving sphere）的恰当组合，来描述围绕太阳旋转着的天体的运动。但又一次与预期相反，事实表明，抽象椭球形轨道比球形的更好。后来到了牛顿之后，物理学的目标逐渐清楚了，就是去找到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与这一计划相反，事实表明，世界最好是用动力学的场而不是物体来描述。在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之后，事情清楚了，物理学是要去找随着时间流逝的、位于空间中的运动定律。与假设相反，事实表明，时空自身也是动力学的。在爱因斯坦之后，事情终于清楚了，物理学必须只去寻找自然中的决定论定律。又与预期相反，事实表明我们最多给出概率性的定律。诸如此类。对于科学家们心中所认为的科学是什么，有过不断变化的定义，比如：从被观测现象推出的一般定律，找到自然的终极组成，解释经验观测中的规则，找到能把这个世界讲得通的暂时的概念框架（最后这一个是我喜欢的）。

科学不是照着刻在石头上的方法来做的项目，有着限定好的客体，或者有个固定的概念结构。它是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而永远在演进着的努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会一再违背它自己的准则和它自己宣称过的方法论假定。

当下一种对于科学家究竟在干些什么的常见的描述——正如我们今天在学校学到的那种——就是收集数据（观察、实验、测量）并以理论的形式讲通这些数据。 数据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人们对此远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并不清楚我们是怎么从数据得到理论的，而且也不清楚数据本身又是怎样承载着理论的（theory-laden）。但是让我们忽略掉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获得了新数据，理论也在演化。在这种图景里，科学家被描述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用他们的才智——一种特殊的语言、也是一个良好地建立起来的文化的和概念的结构——来做这个游戏。

这种图景的问题在于，这个概念结构也在演化。 科学不仅仅是我们不断增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信息的总和与一串改变着的理论，它也是我们概念结构的演化进程。它是我们在既有知识水平上，对把握这个世界的最佳概念结构的不断追寻。对概念结构的修正需要从我们自己的思考中获得。这非常像奎因（Quine）经常引用的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写下的那个美妙比喻——一名水手只能在他航行的途中修补自己的船。

“学习”和“概念转变”这两者的互相缠绕，这种灵活性，和这种方法论与目标的不断演化，在历史上发展成了实践科学与哲学反思之间的持久对话。这是为什么很多科学被哲学反思所深刻地影响的进一步缘由。科学家的这种观点，无论他们喜不喜欢，是渗透着哲学的。

在这里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提供了研究必须该怎么去做的导引。”

不是因为哲学能对科学的正确方法论一锤定音（这正是与霍金和温伯格的哲学立场相对立的），而是因为哲学中有很多概念工具可用来处理概念的连续变迁。 那些否认哲学在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的科学家，正是那些自以为找到了终极方法论的人。结果是，他们的头脑对将来所需的概念灵活性更加封闭。他们是被他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俘获的人。

肆

我认为可以给出一个更强的例子。我相信近几十年理论物理学的突破之所以相对贫乏，原因之一就是今天许多物理学家把错误的科学哲学当作宝贝。波普尔和库恩——在理论物理学家中如此受欢迎——对于好科学的工作方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供了启发，但他们的科学图景是不完整的。我怀疑，如果把他们的见解当作约定俗成并且一概接受，就会误导科学研究。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这样。

库恩对于非连续性和不可通约性的强调误导了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让他们轻视科学知识的可怕的积累性方面。波普尔对于可证伪性的强调——这本来是一种划界准则——也已经被误解为是用于评价的准则。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灾难性的方法论混淆：在寻找新理论时，过去的知识是无关紧要的；而各种还没被证明的想法都同样有趣，各种还没被测量到的效应都同样可能发生，理论家的工作就在于让任意的可能性从天而降，然后发展它们，因为所有没被证伪的东西事实上都有可能是正确的。

这就是当下的“干嘛不做？”意识形态：任何新想法都值得研究，仅仅因为它还没被证伪；任何想法都有同样的可能性，因为在知识的路途上往前走一步就会出现在过去知识基础上无法预知的库恩式不连续性；任何实验也都同等有趣，只要它检测了什么没被测过的东西。

我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哲学导致了物理学中堆积如山的无用的理论工作和许多无用的实验探究。

在无边界的可能性空间中任意地跳跃，从不是做科学的有效方式。原因在于两方面：首先，可能性实在太多，纯靠碰运气找到好的选择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更重要的是，大自然总是在震惊我们，我们这种有限的生物远不如我们自认为的那样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当我们觉得自己试探得够广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我们只是在变了方式地老调重弹：真正能起作用的创新不是仅凭猜测就能找到的。

那些真正起了作用的最剧烈的概念转变和最离经叛道的想法，事实上总是严格地被激发出来的，并且几乎是被海量的新数据、或对现有成功理论的内在矛盾的全面分析所倒逼出来。科学是靠连续性来运作，而不是靠不连续性。

前者的例子——被数据逼出来的创新——是开普勒的椭圆和量子理论。开普勒不只是“冒出来了”运用椭圆的“想法”：在他看见椭圆之前，大自然不得不把椭圆“泼撒”到他脸上。他用椭圆来近似模拟火星的本轮-均轮运动，并震惊于这种近似比他原来的模型效果还好。类似地，20世纪初的原子物理学家长时间与基本定律中蕴含的不连续性概念斗争，竭尽所能地拒绝光谱学已经给出的明确信息，换句话说，力学的最核心部分其实已经出现了不连续性。这两个例子中，重要的新想法都是在数据面前被迫出现。

第二种情况的例子——由旧理论而来的激进的创新——是日心体系和广义相对论。无论是哥白尼还是爱因斯坦，都没有显著依赖于新数据。他们都从对成功的、被公认了的理论进行深刻分析开始：托勒密的天文学、牛顿的引力和狭义相对论。他们从中发现的矛盾和原因不明的巧合，开启了通向新的概念构想的道路。

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仅从尚未被证伪的理论中捞出一些，然后对它们带来的结果检测一下。相反，是基于广泛且不断积累着的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对归纳法的巧妙的运用，提供给了我们前行的线索。认真地考察在经验上已获得成功的洞见，我们才能前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个“新想法”：它是爱因斯坦对伽利略相对论为何在很大范围能成立的领悟。这里没有不连续性：事实上，这是一种最佳的连续性。这是面对那些人仅仅因为麦克斯韦方程就急于抛弃速度相对性时，爱因斯坦表现出来的极富洞察力的“保守主义”。

我认为这个教训被太多的当代理论物理工作忽视了，大量研究方向都太急于抛弃掉我们关于大自然所找到的东西。

讽刺的是，其实近来的实验物理重大进展正是对今天理论物理中随意猜测作风的反驳。最近，基础物理中出现了三大实验结果：引力波、希格斯粒子、LHC中超对称的缺失。这三者都验证了旧的物理学，并否证了那些广为传播的猜测。在这三个例子中，大自然告诉我们：不要如此随意地猜测。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几个例子。

对引力波的探测——这已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奖——是对问世一个世纪之久的广义相对论的完全证实。但不仅如此。最近几乎同时探测到的双中子星合并所带来的引力和电磁信号（这一事件称为GW170817）以14个数量级的程度一次性提高了我们对引力和电磁场传播速度之比的认识。我们经验知识的这一重大积累的后果是，我们不得不排除掉一大批广义相对论的替代方案，一大批理论学家近几十年一直在研究这些方案——同时证实了百年之久的广义相对论才是目前关于引力的最佳理论。

希格斯粒子在CERN被探测到之事已被广为宣传，这证实了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由温伯格等人所创立）是高能物理的现有最佳理论，反驳了受到很多关注的后续替代方案。

当大型强子对撞机在日内瓦已投入运行时，CERN对发现希格斯粒子的强调，也隐瞒了高能物理的这一特殊探索中暴露出的真正意外：超对称粒子并不存在，尽管一代理论物理学家期待能找到它们。尽管笔墨汇聚成河、遐想不断飞驰，极小超对称标准模型（minimal supersymmetric standard model）却突然发现自己陷入深层的困境。所以，大自然再次严肃地回绝了大批理论物理学家所相信的这些任意的猜测。

我认为，大自然对理论物理学当下的方法论的一再息慢，应该能引发我们在哲学态度上保持一定的谦虚，而不是狂怒。

我怀疑这个问题一部分就出在占主导地位的波普尔和库恩思想误导了当下的理论探究。物理学家对已确立的成功理论太不当回事。由于库恩对横跨科学革命的不可通约性的强调误导了他们，他们不能从人们已知的东西上建构，而这（从已知的事情出发）正是科学一直在前进的方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许多想把引力统合进基础物理其它部分的尝试，都抛弃了广义相对论中的背景独立性。

此外，对可证伪性的强调，使许多物理学家陷入对科学知识的一个根本方面的无知：即，可靠性是有程度的，并且可信赖的程度可以达到非常之高，即使没达到完全的确定。这种无知导致了一种双重的负面效果：在科学的进展中把已成功理论中的洞见当作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可能明天就被证伪），以及不懂得一种探索即使还没被证伪也可能只有很小的可信度。

科学事业是建立在可靠性的程度上，基于新的数据或新的理论发展，这种可靠性会被持续更新。科学界近来关注的对确证的贝叶斯式解释，在科学哲学中是很常见的，但在理论物理学界多半被无视掉了。在我看来，这是具有负面效应的。

我在这里想要做的不是一种对波普尔和库恩的批评。他们的著作是清晰而富有洞见的。我想指出的是，对他们观点的一些头脑简单的理解版本，被很多物理学家太随意地当成了科学方法论的最终定论。

当代物理学远远没有对哲学“免疫”，而是深刻地受哲学影响。但是缺乏认识到这种影响所需的哲学意识，并拒绝聆听那些尝试对此进行弥补的哲学家，是物理学的弱点的来源。

伍

下面是《劝勉篇》里的最后一个论证：

科学越是处于严重的混乱和困惑中，越需要哲学。

今天的基础物理正在经历一轮深刻的概念转变，这是因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成功，和目前依然缺失一种能被人们认可的引力的量子理论这一情况所导致的公开“危机”（在库恩的意义上；我倒是宁愿称为“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家，包括我自己这种做量子引力的，更敏锐地察觉到了哲学对于物理学的重要性。

下面列举一些当下最理论物理中探讨的话题：什么是空间？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现在？世界是决定论的吗？我们需要引入观察者来描述自然吗？物理学是根据“实在”来架构还是根据“我们的观察物”来架构更好，或者还有第三种选择？什么是量子波函数？究竟“涌现”意味着什么？意在刻画宇宙全体事物的理论有意义吗？认为物理定律也在演化这种想法有意义吗？对我而言，探讨这些话题，来自过去和当下的哲学思考的养料显然不容忽视。

在圈量子引力这一我本人所在的技术领域中，牛顿时空被重新解释为在量子意义上呈现为颗粒状的、概率性的、涨落着的某种事物所展现出来的东西。空间，时间，粒子和场融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一种并不存在于时间或空间中的量子场。这种场的变量只要求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明确性。这一理论的基本方程没有显式的时间或空间变量。几何只在近似中出现。客体存在于近似中。实在论被一种强烈的关系论所调和。我认为我们物理学家需要跟哲学家一起探讨，因为我认为我们弄通这些东西需要他们的帮助。

陆

最后，我想再简要谈几句相反方面的问题：科学对于哲学的相关性。

我之所以要谈这个，只是因为：科学界一些反对哲学的表态，不过是对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某些领域中的反科学态度的一种回应。

现在后海德格尔（post-Heideggerian）氛围统治了“大陆”的一些哲学系，在其中，对科学的无知成了值得自豪表现的事情。科学不是“真正的”知识；它错失了真的知识。“……植物学家的植物不是田畔花丛；地理学家标定的河流‘发源处’不是‘幽谷源头’。”这种语境暗示着只有“田畔花丛”和“幽谷源头”才是重要的。

另一个今日知识界的分支——社会学中也有一例：“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要采取某种特定的世界观来描述20世纪的科学发展”。这种论调要么是无聊的（“没人强制你有智力”），要么是误导性的，所谓“误导”，在词源学意义上讲，就是“导向错误的方向”。

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正像最好的科学紧密联系着哲学一样，最好的哲学也将紧密联系着科学。过去显然一直是这样：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笛卡尔、休谟，到康德、黑格尔，到胡塞尔、路易斯，最优秀的哲学总是紧密地与科学协调。过去不曾有任何一位伟大哲学家，不时时刻刻严肃地对待他们时代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

科学史，我们的文化中一个完整的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还远不能回答我们想问的所有问题，但它依然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工具。它可以处理不计其数的问题，包括那些关涉我们自身的问题和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所有知识，是来自极为不同的领域的许多贡献的结果，从科学到哲学，当然还有文学和艺术，还有我们对它们加以整合的能力。在我看来，那些贬低科学的哲学家——这些人还不少——在严重地伤害理智与文明。当他们说全部领域的知识都渗透不进科学，以及他们才是懂得更多的人的时候，他们就让我想起那两个坐在公园长椅上的小老头：“啊”，其中一个颤抖着声音说，“瞧这帮声称能研究意识还有宇宙起源的科学家啊。”“噢”，另一个说，“真荒唐啊！他们当然搞不懂了。我们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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